金融科技赋能国库数据治理的构想

　　金融科技应用于国库数据治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但需要打破传统思维理念，确立起“用数据说话、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决策、用数据创新”的意识和文化，树立适应新技术的主动性、包容性、功能性、协调性的管理新理念。

　　当前各类数据爆发增长、海量聚集，具有了独立的经济价值，已经成为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如何运用数据治理方式，以数据深度挖掘和融合应用重塑国库服务供给模式，对于推动国库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国库数据综合运用存在的问题

　　国库数据具有来源广泛、规模庞大、类型多样、差异性大的特点，为业务顺利开展奠定了基础，但在数据综合运用方面上仍存在一些问题。

　　(一)数据围城普遍存在。从内部看，数据分布较为分散、查询功能较弱、加工深度不够；国库系统与货信、统计等系统缺少横向协调和统一规划，各类数据仅在部门内闭环流转；基层国库数据界限仅限辖区，全国总量和地区结构数据只能从总库获取。从外部看，国库部门被动接受财税关银等涉库部门数据，部门条块分割、层级沟通不畅等导致数据开放共享低，协同性差。

　　(二)数据广度和深度不足。从内容看，目前国库数据仍以满足资金核算要求为主，未涵盖全部数据信息。从范围看，与国土、房管、社（医）保等部门数据共享机制尚未形成；以调查问卷形式获得的投资者信息样本有限；财政专户信息难以获取。从细化程度看，各类指标数据普遍粒度较粗，统计汇总类指标居多；个别科目如往来性科目核算的资金亟待厘清。

　　(三)数据一致性尚待提高。部门间处理技术、应用平台、接口规范匹配度差，制约数据信息共享；因对同一业务的不同理解，导致核算流程、科目使用的差异；税务部门提供的分行业税收收入尚无法剥离中央级和地方级数据。

　　对经理国库效能的影响

　　国库数据综合运用质量不高导致经理国库面临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对资金风险识别与趋势性判断迟缓，不利于国库服务管理质效提升和政策协调。

　　(一)直接影响统计分析质量。如因缺乏纳税主体基本信息，单纯依靠国库数据无法开展分行业税收分析；营改增、减税降费及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难以通过加工现有国库数据予以反映，跟踪反馈财税政策改革效果不佳；预警性指标缺乏，对国库库存偏低等风险揭示能力弱、预警效果差。

　　(二)不利于预算绩效管理。财政专户和预算单位的专用账户作为财政资金的另一核算存留渠道，游离于国库单一账户之外且体量巨大，客观上造成财政收入与支出难以准确统计，无法满足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对预算收支余数据全面性、准确性的要求。

　　(三)对国库单一账户制度带来挑战。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仍存在过渡性账户过多、处理流程繁琐、以财政专户为载体的资金缴拨与国库单一账户“先支付、后清算”的资金收付并存问题，也是部门间未完全实现互联互通以及国库信息系统无法承载巨量数据流的权益之计。

　　(四)影响国库现金管理与货币政策的协调。受债务收支、调拨收支以及与财政专户的大额往来等因素影响，国库现金流量预测误差较大；尚无法量化国库现金管理操作对地方信贷的影响，这既与国库部门不掌握地方债发还计划、财政专户收支等情况相关，也是缺乏科学方法评估现金管理与信贷投放彼此影响的结果。

　　(五)不利于改进国债服务。目前获得投资者基础信息、风险偏好等仍依靠调查问卷等有限样本数据采集方式，无法为出台改善措施提供数据支持；购买渠道仍依靠承销团银行，缺乏非银行金融机构承销与销售渠道；无法全面获得银行大额存单、等收益率信息，制定的不具有优势，影响国债销售。

　　金融科技赋能大有所为

　　（一）改变现行国库服务模式，助推服务有为。可实现端端相连，以去中心、强连接、自组织、定协议激活各个节点，形成非线性、可进化、高弹性、云后台的聚合网络，其应用的集成性、易用性、普及性和低成本提供了更多场景选择和更广覆盖面，突破了传统固定终端缴税的时间地点、网络环境、应用操作等限制。移动互联网技术也可以进一步便利偏远地区群众投资购买国债，提升金融的普惠性。再如依托技术构建的点对点的分布式数据系统，可实现相关信息系统分布式互联互通，使网签三方协议流程进一步简化，为国库集中收付转为国库直接收付奠定基础。

　　（二）弥补现有监管短板，保障监督有效。现有国库监督仍存在手段缺乏、时效滞后、注重表面合规、效率有待提高等短板。借助区块链可追溯、不可篡改、开放性等技术优势，国库非现场监测可以直接穿透到原始明细数据，清晰甄别出每一笔交易触发者和交易对手信息，并能持续跟踪监测，实现对资金来源和最终去向的实时、全链条监控；国库也可实施实时、逐笔事中监督，及时发现资金截留、延压、挪用等问题；实现管理规则数字化、系统化，有利于统一各部门管理规则和执行尺度，降低事后检查等合规管理成本。

　　（三）提升数据采集计算能力，促进支撑有力。运用分布式、分析、数据仓库等技术，开展国库数据与经济数据、政务数据的有效关联分析，可以准确监测地方财力结构变化及潜在风险、减税降费的中长期效应、征缴改革综合影响等，最终为强化宏观审慎管理和防范系统性风险服务。借助智能感知技术收集国债购买者信息，通过大数据分析，准确识别投资需求、偏好和规律，合理确定发行节奏，科学设计发行品种及方式，实现国债销售与服务的精准化。随着机器学习和的发展，国库现金管理对货币供应、市场流动性的影响以及操作规模和节奏等将更多的由机器共识算法给出，更加符合当地实际、更加精准。

　　相关建议

　　（一）以金融科技新理念引领国库数据治理。目前，金融科技在公共服务和政府层面的实践相对缺乏，相关政府部门仍对“小数据”下的传统治理方式有较强的路径依赖。金融科技应用于国库数据治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但需要打破传统思维理念，确立起“用数据说话、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决策、用数据创新”的意识和文化，树立适应新技术的主动性、包容性、功能性、协调性的管理新理念。

　　（二）构建完善的国库数据治理环境。一是规范数据标准。以推进金融综合统计为契机，制定统一的分类数据标准，统一数据定义、口径和计算规则。各涉库部门主要业务系统的基础业务参数、业务控制参数应统一标准设置和管理维护。二是完善采集渠道。从来源渠道、采集接口、采集频度、采集粒度、采集范围等方面做好规划和规则预设，全面、有序采集国库数据治理所需的各类金融、经济和政务数据，实现数据一次采集多方共享。三是建设数据仓库。通过全流程数据挖掘，拓展统计报表、自助查询、专题分析、预警监测、趋势预测、自动监督等工具功能。如搭建以为基础的数据存储、处理、分析平台，为非现场监管和风险监测提供新的作业空间；运用统计、精算及大数据分析建模技术，实时发现新的风险线索和风险规律。探索运用人工智能、共识算法、可视化技术，建立动态智能化的风险预测模型，及时掌握国库资金的风险关联性和集中度变化。四是形成协同治理。应合理界各部门定事权、职责、利益，坚持“物理分离、逻辑集中、资源共享、政务互联”的思路，平衡跨层级、跨系统、跨地域、跨部门、跨业务的职责和利益保障机制，以扁平化、整合型政府形态推动跨部门协同治理。

　　（三）为金融科技应用提供保障。在立法层面，进一步理顺金融科技与现行法律规范的关系，要立足公共利益和立法要求，根据金融科技的技术特征，对照现行的法律规范，定期审核和修订不适应金融科技发展的法律法规。在管理制度层面，系统谋划金融科技在国库数据治理中的应用前景，补充完善现有国库管理制度。将这些制度转译为国库业务规则，再转化为系统交互的标准接口嵌入各核心业务系统中。在核算流程层面，针对国库资金核算模式的改变，重构核算流程，重定业务要点，重设监督规则，重建内控机制，促进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国库单一账户的国库直接支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