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发掘经济新动能“首选项”是加快大都市圈城乡融合发展

　　一直呼吁“不能把城里人下乡看成洪水猛兽”的，在7月16日于成都出席第三届国际城市可持续发展高层论坛时表示，加快大都市圈城乡融合发展，是发掘增长潜能的首选项。

　　作为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长期研究经济理论和政策问题，分析。他在会上指出，2020年以后中国经济可能会逐步调整到5%到6%的区间，甚者5%左右。

　　新动能从何处寻？刘世锦认为，“首选项”在于加快大都市圈城乡融合发展——既要鼓励农民进城，也要允许城里人下乡。通过社会保障制度“兜底”，相应地把土地“解放”出来，既能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也可以更好地解决农民农村的稳定问题。

　　刘世锦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规则改一下，不该限制的，不要限制”。

　　“位置特殊”乡村或就地城镇化

　　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意味着要有高效率增长。从空间上来看，就需要提高经济活动，提高人口密度和频度。

　　“密度反映的是人口的聚集程度，频度反映的是人口流动和重组的程度。”刘世锦指出，人口密度和频度的提高为改进效率创造了条件，由此也加速了大都市圈发展。

　　他特别提到一个“中等收入群体倍增计划”——用十年左右时间，将中等收入群体从现在的4亿人增长到8~9亿人，达到人口总量60%以上，以调动中国新增长潜能。

　　这部分新增中等收入群体会到什么地方去？“大部分也是到这些大都市圈。”刘世锦认为，未来的、创新驱动至少有70%会出现在大都市圈、城市群、城市带范围内。

　　“大都市圈”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影响范围也将从城市走入农村。

　　在刘世锦看来，“乡村振兴”不是说所有乡村都应该、也都能够振兴，但一定会有一批乡村能够振兴起来。“处在大都市圈范围内的乡村最有条件和可能率先实现振兴。”他强调说，“位置非常重要。”

　　从空间上看，就是处于大都市圈核心城市50公里、100公里或适当范围之内的乡村，很有可能在原来基础上发展出一批小城镇或小城市，并通过现代化交通信息系统联结，形成新的专业化分工体系。

　　他在受访时进一步指出，现在的城镇化一部分要通过现有农民进入城市来实现，另外一部分，“可能是相当大，就是具有城镇化潜力的大都市圈之内的乡村地区，本身可以成为城镇，就是所谓的就地城镇化”。

　　用社会保障制度解决“兜底”

　　当前，无论是“农民进城”还是“城里人下乡”，都还面临不少难题。用刘世锦的话说，既有体制上的阻力，也有观念说法上的阻力。

　　他进一步指出，以往我们把土地当作农民的最后一块“阵地”，城市待不下去了可以回到农村，但目前的情况是，一些年轻的农民工从出生就在城市，再回去根本不可能。

　　如何打破这一局面？刘世锦认为，可以用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办法来解决对农民的兜底问题，相应地把土地“解放”出来，既能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也可以更好地解决农民农村的稳定问题。

　　而打破城乡要素流动渠道后，刘世锦强调，不能把城里人下乡看成“洪水猛兽”，而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应有之意。他还向记者表示，下一步城镇化，既要鼓励农民进城，也要允许城里人下乡，基于此，政府要做好三件事——界定和保护产权，开放进行自由交易的权利以及提供公共服务。

　　“到底是愿意下乡，还是愿意进城，每个人根据自己情况选择。”刘世锦说，“这实际上是一个市场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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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可持续发展是当前社会关注的焦点，7月15日~17日，第三届国际城市可持续发展高层论坛在成都举办，本届论坛的主题就是“与世界对话，谋绿色发展”。论坛吸引了众多来自世界各国的政要、专家参与。

　　“在过去我认为政府不要参与市场，但现在我认为政府应当更好地参与到整个城镇化发展过程当中，并且与市场作用有机结合。”7月16日，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罗默（Paul M.Romer）在论坛上表示，城市发展不仅要有市场经济和政府参与的结合，还要有良好的竞争和商业模型。

　　在论坛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表示，正处在增长动能转换期，以地产投资、基建投资和出口为主的三大旧动能相继出现了减速，新动能的首选项应是大都市圈的城乡融合发展。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则认为，中国城镇化进程善于运用最先进的技术，比如网络支付、、网约车等新生事物的迅速推广，都是中国特色的经验。

　　7月16日，第三届国际城市可持续发展高层论坛在成都举行，现场人头攒动，众多来自世界各国的政要、专家中，一位满头银发的学者成为大家争相交换名片的对象。

　　他就是保罗·罗默（Paul Romer），纽约大学教授、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提出的“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受内生而非外生因素的驱动；对人力资本、创新和知识的投资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

　　早前，罗默曾就中国的城镇化发展提出建议，应以城市为单位引入竞争机制。“如果一个行业中只有几家公司，该行业难以具有创新精神；但若行业中有100家公司且彼此竞争，就会有一些公司脱颖而出，取得巨大的进展。城市亦是如此。”

　　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专访时，罗默进一步指出，一个城市能有多大，会有多强的吸引力，这是有一定限度的，但“我们并不真正明确这个极限在哪里”。

　　因此对于类似于成都、武汉等正不断“生长”的城市，应继续扩大发展空间，在保护环境的条件下，吸引更多的人，“城市越大，经济产出就越多”；而对于另外一些“不具有吸引力，正在萎缩的城市”来说，则应积极学习经验，并制定自己的差异化战略。

　　城市竞争:有的“增长”有的“萎缩”是自然过程

　　近年来，从吸引企业到争夺人才，中国城市间的竞争态势不言自明。在激烈竞争中，不少大城市陆续迈入万亿级GDP和千万级人口城市行列——这和罗默的理论不谋而合。

　　在罗默的眼里，竞争使一些城市“增长”，而另一些“萎缩”，是自然过程且无妨。这一方面是对“那些最成功、最具创新力城市的奖励”；另一方面，“这也能给其他城市，带来压力和效仿成功城市的动力”。

　　“改革开放后，中国实现了史上罕见的国家经济增速。而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稳定的增长，仍然可以期待。”在罗默看来，这源于中国仍处于城镇化的进程中，“成功的城镇化，将提高经济持续增长的可能性。”

　　而在城镇化过程中，罗默特别强调政府不可缺位：“过去我们过度关注市场的重要性，忽视了政府在此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具体而言，他指出政府一方面会提供一些计划，发挥先行作用；同时，政府也可根据新的形势变化而采取措施，在市场竞争不够高效时，改变规则以鼓励大众所渴望的变化及合作，并让城市中的居民从中获益。

　　他认为，城市间的良性竞争，“会给中国的发展带来巨大好处”。

　　而实现这种竞争方式之一，罗默认为是要鼓励城市吸引更多的人，“这对城市来说是有意义的，因为城市越大，它的经济产出就越多，城市也就变得越有价值”。

　　“如果你考虑城市间的竞争市场，中国可能是世界上城市间竞争最激烈的国家。”在罗默眼中，中国人口众多，有很多城市，“通过良性竞争，中国可以成为世界上很多国家实现城镇化的榜样。”

　　城市梯度:在竞争中必然产生差异应正视挑战

　　在罗默看来，大多数国家的城市化率，最终将达到或超过90%。之所以大多数国家都在努力推进城市化，他认为，原因之一是“生产一国所需的全部粮食，实际上所需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比，只是个位数。”因此，大多数人将在城市中赚取收入，同时享受消费。

　　中国离最终的城镇化水平尚有距离，要进一步发展，罗默认为这就离不开鼓励城市通过竞争来吸引更多的人。但竞争，必然会产生城市梯度的差异化。

　　“如果每个城市都想吸引更多的市民，人们选择会不断增多。”他指出，例如北上广深，就可能因没有更多的空间容纳更多的人，导致人们自然选择去其他能够提供就业和教育机会，又兼有更低住房成本的城市。

　　由此，罗默指出，城市之间的竞争，会自然使得“大部分人口增长，不再出现在北上深等城市，而很可能出现在其他排名靠前的城市中”。这正是近年许多新一线城市迅速崛起的原因之一。

　　与此同时他也坦言，因为竞争，一些城市在“生长”，一些即使有一百万人口的城市，却也会不可避免地萎缩，“因为它们不再具有吸引力”。

　　因此，罗默认为，“应对这种梯度差异的最好方式，是正视并明确适合自身的差异化战略”。

　　实际上，各个城市的挑战还有许多。罗默认为，应对挑战，要做好提前规划，防止城市无序扩张。他表示，城市化背景下许多都并非长期的挑战，反而迫在眉睫。“因为在城市化中，接下来几十年所做出的决定，将会塑造整个城市的形态，并将深刻影响很多代人。”

　　他认为，例如成都在城市发展过程中，提出建设公园城市，为城镇化预留公共空间。同时，大力发展轨道交通，在建里程名列前茅，正是有意识预防和解决这些挑战的案例。

　　在罗默看来，这是具有创新精神的表现，能促进绿色城市的建设，并会为越来越多的人提供进入城市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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